解决之道很清楚：既放开数量管制，又放开价格管制。

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引导、调控和监督作用至关重要。切实改善消费金融属性随着GDP和人均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全社会抵押能力增强，为我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奠定了更强有力的信用基础。

但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改变了一切：美国站在财政悬崖边上，且势必要改变以往靠超前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依赖于金融的投入产出效率，把资金融通到能够产生更高产出的经济环节中去，挤掉经济货币化中的泡沫，使资金真正用于促进技术创新、扩大再生产、生产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随着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增长模式将更为内向，国际收支结构也势必发生改变。对于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的中国而言，GDP和居民收入翻番后的景象一定与当前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既确保2020年收入目标的顺利实现，又确保宏观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增长呢？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在过去的经济翻番进程中，内外部经济环境因国别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管理理念和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与协调方式的相对稳定而呈现相对平稳的态势，翻番之路上并未出现无法逾越的陷阱，更多的是因货币超发而带来的各种困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已经历四次翻番，人均收入也多次实现倍增，可以说，经济翻番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体验。

因而，在金融市场构建、金融机构创立与金融工具创新等方面都要求差异化运作。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普遍乏力的局面使得曾高速运行的新兴经济列车也不得不被拖入低速区间。旧城市化的要害就是土地的城市化与人口和户籍城市化脱节，少数人利用土地发财牟利,把地价房价搞得很高。

2006年我曾经给政府提过批评和建议。所以政府一说新型城镇化，地产股都上涨。所以，我认为财政体制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倒卖土地财政的态度和措施。居民收入根本不是比例低了，而是严重分配不公不均。

我们现在土地还在招拍挂，如果按照中央文件里面说的"严格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当然这个口号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假定真正按照这个口号去做，很快就没有经营性土地可卖了，就不能招拍挂了，那么城市建设城市发展怎么办？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有做任何准备。所以，我开头为什么要抨击财经界流行的假话、空话、套话，就是说当我们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这个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甚至是很丑陋的。

所以，我一直说收入分配的改革第一步不能盲动，要放到后面逐步去撼动。前两天我看央视评选的年度经济人物，大佬们赌一件不大的事情，张口就是拿一个亿起价，现在一个贫困县一年财政收入也就是一个亿左右。我说这完了，这不是新型城市化，这是旧式城市化。房产如果开始收税，收1%，很多人觉得已经很严重了，从第三套收，很多人提出许多意见来，说这个有不合理之处，如果真像日本、韩国那样从第一套就收，甚至到了别墅收7%，住一个1亿元的豪宅或别墅，每年交700万，每个月交60多万，我们很多人早就晕过去了。

为参加财经年会，我专门浏览了这类会议的议程和历年年会的介绍。顺便说一句更难的问题，在没有直接税的时候，隐性收入也是很难办的。现在又有新建议，说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到1万元，据说网民大多数都赞成。中国的财政体制现在首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中国财政体制现在有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卖地财政问题。

现在还在讨价还价、内斗纠结。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天这个年会，设一个财政税收的分论坛是设对了，因为财税体制确实是整个经济改革推进的一个关键之所在，所以有领导感叹过，翻开真实的财政史，那才是真正的惊心动魄。

如果网民能代表民意，也就意味着中国人的偏好是最好个人所得税取消才好。因此中国税收最主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我们现在是以间接税为主体，基本上没有直接税。

我说那不是迎接新型城市化，那是迎接旧式城市化。因为如果把政府自我消耗中多吃多占的那块挤出来以后，政府本身实际上只是一个过路财神，他收多少就干多少。所有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跟我们财政体制都是有关系的，就像广州市财政稍微公开一点，马上暴露出来说他的财政里面有一部分资金，有几千万是拨给省级或者市级机关幼儿园的，其实像这类财政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的现象是太多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是如此，所以现在开始争论外来人口能不能参加本地高考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改革三五年内都很难，我希望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突破，比如在倒卖土地财政上突破，因为土地收益占我们财产和收入不平等的很大一块。这就涉及到权力的滥用。

但是，切身利益是跟你每天都发生关系的，你的基本权利在这里。反腐败本来就很难了，但腐败还只是非法的权力滥用，而特权是合法的权力滥用。

美国的富豪想移民，税务局都会先让他脱一层皮。所以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前几年我就说一定在0.5以上，最近有人说过了0.6。

其实中国的税收比美国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间接税都是老百姓承担的。

其实市场化发展到今天的美国和欧洲，其贫富差距在税收和福利调节之前仍然是很大的。首先是税收之外的非税收入，把那一大块非税砍掉以后，税收这块在中国现在发展水平上，20%多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时保的就是城市户籍人口。况且从根本上说，这本来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说的这些可能都不是现在媒体上讨论的热点，但是我认为这是主要问题。我们呢？刚才我讲了，我们的财政体制的再分配是强化了一次分配当中的不平等，税收该调节的完全没有，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调节。

如果真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把非税收入主要是土地收入拿掉，税收的主要问题就不是砍总量的问题，就不是减税的问题。而且这绝不仅仅是权力精英，还包括我们的财经精英，艺术精英，体育精英，文化精英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

医疗更是向城市人口，特别是向体制内倾斜，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如此。如果全是一难那就太好办了。

不先对自己开刀，土地乱局就不能拨乱反正。所以民主党和奥巴马说福利一定不能砍，因此必须增加税收。当然，喊减税，这老百姓都欢迎，现在在媒体上能看到的全部意见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要求减税，这所有人都欢迎，是个时髦的口号。同时，我们这个非税收入非常主要的一块是靠倒卖土地来的。

所以劳动一辈子未必买得起一套房，但囤两套房就可以移民了。第二，要求增加福利，大家也很高兴。

我们经常要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两难才是现实经济的真实状态，也可说是经济学研究的真正课题。我们现在设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包括我们唱高调，说套话，讲市场化、攻击别人都可以，但是当所有这些东西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落到有话语权的精英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这是中国能不能真正前进的关键。

就隐性收入而言，我个人认为是巨大的，这也是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因为连人家完善的市场经济在二次分配之前也是0.5左右，我们肯定比他们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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